孔祥安
《大学》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，原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儒者的特别注意和注重。从韩愈、李翱推重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以来，它才不断被一些儒者所注重，在儒家经学史中位置开端逐渐上升。迨至朱熹将其编入“四书”，便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处于平等重要的位置，且居“四书”之首，位置空前。一起，建立了其在经学史上的重要位置。
北宋时期的程颢、程颐以为《大学》是“孔氏之遗书”。朱熹将《大学》分为“经”一章，“传”十章，以为“经”一章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；其“传”十章，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郑玄说：“大学者，以其记博学能够为政也。”郑玄以为，“大学”是一门教人为政的大学识。朱熹则说：“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。”“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，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礼乐、射御、书数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，则自皇帝之元子、众子，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适子，与凡民之俊美，皆入大学，而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此又校园之教、巨细之节所以分也。”可见，此处“大学”又有两层含义。一是指古代的一种学制，与小学相对。如《白虎通》：“八岁入小学，十五入大学是也。”二是指“大人之学”，即“为政的大学识”以及“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”。那么，无论是作为儒家经典的《大学》，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制，其间心都是指向儒家所说的“修己安人”“修齐治平”的大学识，与朱熹所说的“大人之学”这一做人的学识可谓别无二致。必定含义上说，朱熹对“大学”的这必界说仍是很符合其宗旨思维的。
《大学》着重“自皇帝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这不只与孔子所讲的“为己之学”“修己安人”的思维一脉相承，并且对儒家所寻求抱负品格的修为之道予以形而上的归纳和總结，将儒家“修齐治平”的抱负人生方针以“大学”给予理论化和体系化。一起，全面阐释了儒家“修己治人”之道，即儒家所一以贯之的“内圣外王”之道。可见，《大学》将“修身”作为儒家整个品德涵养所说理论的中心和价值寻求，视为其“平治全国”的逻辑起点。为此，《大学》开通宗义，明确提出“三纲要”和“八条目”。“三纲要”是“明明德”“新民”“止于至善”。“明明德”着重“明德”，要害在“自明”；“新民”重在“作新民”，着重率先垂范；“止于至善”就是寻求的抱负方针和处世准则，杰出的是一种一无是处的本身素质和人生境地。可见，三者之间是一种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，意图是引导人们以品德涵养作为人生的价值方针。“八条目”给主体指出了品德修为的具体方法和过程。其间，格物、致知、诚心、正心、修身是主体的内涵涵养，即内圣；齐家、治国、平全国是主体的外在事功，即外王。而修身则是联络两者的桥梁和枢纽，是“三纲八目”的中心和要害环节。从内涵逻辑来看，“八条目”是一个由内到外、按部就班、密切联络且不可随意倒置的体系，是儒家“内圣外王”思维的理论体系。儒家以“格物”作为人生逻辑的起点，以“平全国”作为抱负人生的结尾，以“至于至善”作为人生修为的准则。虽然儒家的这一理论规划存在制度上的缺点，以及有抱负主义的颜色和品德决定论的倾向，但它对主体指出了一条品格完善和建功立业的人生路向，并对建立主体的价值观念、促进社会调和安稳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效果，或许这正是朱熹推重《大学》的真实意图和原因。
朱熹以为，“某要人先读《大学》，以定其规划；次读《论语》，以立其底子；次读《孟子》以观其发越；次读《中庸》，以求古人之微妙处。《大学》一篇有等级次序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。”现实确实如此，假如咱们将“四书”彼此做以比较，就会发现《大学》简单学习和了解，且有“定其规划”即“修身治人定规划”的效果，用朱熹引证程颐的话就是“初学入德之门也”，便是初学者进德修业的门径，能够引导读者建立人生的方针和方向。由此看出，《大学》首要讲个别品德涵养的路向、“治平全国”的人生抱负方针。那么，《大学》所讲的“大学之道”就是对儒家所说的“修齐治平”这一抱负人生方针孜孜不倦的寻求和神往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建构一个调和社会的品德次序，即建构一个一起认可的价值体系。社会一起价值方针的建构，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愿景，需求每个社会成员的一起努力，需求每个人的进德修业，更需求为政者的引领引导。从这一含义上说，无论是一个预备担任或许应该担任社会责任的“大人”，或许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组织的大学，仍是一个胸襟全国“修己安人”的有志之士，理应学习和感悟“大学之道”，进而建立顷刻不可或缺的人生价值方针。endprint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