莞尔
在众多男性撑起的香港影坛，自始至终都有一位女人的一块地盘——没人敢，也没人能涉足这块属于她的领地，她就是许鞍华。从影30多年，她执导的影片3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，两次夺得台湾电影金马奖，她还调教过刘德华、叶德娴、斯琴高娃等著名演员。她是香港名导中的异类，长年租房子挤地铁，生活清苦;她的电影和演员获奖如家常便饭，但每拍一部戏还是很难找投资。为了电影，她至今独身，和母亲一起相依为命。下面，让我们走近这位杰出女导演的私人世界——
处女作引起轰动，严格把关曾把斯琴高娃“拍”哭
记者（以下简称记）：您是香港最杰出的女导演，当初是如何与电影结缘的？
许鞍华（以下简称许）：我出生在香港，那个时候，梁羽生、金庸的小说每天都在报纸上连载。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一直追着看，每天去学校也和同学讨论小说里的人物。在学校，我们排演莎士比亚戏剧，我反串哈姆雷特，觉得特别过瘾。七八岁时，我每周都有机会看两场电影，学校附近有影剧院，什么类型的片子都有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喜欢上了电影，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拍出大家喜欢的电影来。我在香港大学获得文学硕士之后，赴英国伦敦电影学院深造，算是与电影结了缘。
记：您32岁执导处女作便引起轰动，是如何做到的呢？
许：我28岁回到香港，在朋友的引荐下进入了大导演胡金铨的电影公司，给他当助手。说是电影公司，其实只有4个人，每天我替他回复往来的信件，处理电影的字幕。当时跟我一起进公司的还有一位从美国毕业的男孩，胡金铨对我俩很看重，许诺将来让我当副导演，让那个男孩当制片人。可没过多久，胡金铨移民到了海外。于是，我应聘到香港无线电视台担任编导，拍摄纪录片，第二年加入香港电台电视部。1979年，我终于等来独立执导影片的机会。当时香港著名女编剧陈韵文，将一起真实的凶杀案改写成了一个极富悬疑和推理性的故事，准备把这个剧本搬上银幕，我勇敢地接过了导演的担子。结果这部影片一上映就引起了很大反响，这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在拍电影方面，我是幸运的。因为许多导演都是从剧务干起，一步步熬出来的，而我一出道便独立执导影片，只能说是上天对我的厚爱。
记：您在艺术上的严格在圈内是出了名的，听说您在拍《姨妈的后现代生活》时，曾经把斯琴高娃“拍”哭了，能讲讲是怎么回事吗？
许：戏中有一组镜头，需要斯琴高娃穿红色毛衣跟周润发出来游泳。对于这组镜头，斯琴高娃很抗拒。因为她那个年龄的演员，演那样的镜头是有挑战性的。我们之前织了几件毛衣让她试穿，她都不满意，不愿意穿那样的泳衣下水。我和美工研究了许久，找了她许多次，希望她能接受我们的意见。斯琴高娃还是有顾虑，说：“我这么胖，你要我穿那样的衣服不是让我出丑吗？”我说：“希望你能配合，因为剧本是这样写的。这样吧，我们用粗一点的毛线，这样看起来就没那么难看了。”她答应试穿，试穿后拿照片来给我看，照片有正面全身，也有侧面全身。斯琴高娃只让我拍她的侧面，不能拍正面，因为侧面显得她没那么胖，我答应了。不过拍完那组镜头后，斯琴高娃还是委屈地哭了。
记：您在内地拍过不少戏，感觉大陆导演与香港导演待遇上有什么不同？
许：我在内地拍了多部影片，感觉跟香港有很大的不同。内地对导演很恭敬，公司专门租了一套大房给我，有清洁工，有咖啡壶，有人给我倒茶，生活上照顾得很周到。在香港，导演待遇不高，在片场能给你分配个单间让你半夜爬起来剪片子就很不错了。另外，香港老百姓根本不把导演当回事儿，片子不好也不会骂得很厉害，只是不去影院看就是了。我曾和同行探讨过，在香港，导演的社会地位不如医生或律师，最多跟护士差不多。王家卫算是大牌导演了，出去也不会有人理他，肯定不会有火锅店拉他拍照这样的事情。
许鞍华（左二）和刘德华等合影
找不到投资恳请刘德华帮忙，为母亲拍自传遭其斥骂
记：在您执导的影片中，叫好又叫座，最接地气的是哪部影片？
许：是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这部影片。这部影片不是以情节取胜，而是以最具生活化的场景来打动人。天水围地处香港边缘的新界元朗，20世纪80年代末，它从一个小围村发展成以住宅为主的新市镇。边缘位置容纳的多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，天水围的30万居民多为底层劳工，其中包括很多内地新移民。由于天水围发生过多起震惊香港的伦常惨案，也被称为“悲情市镇”。我喜欢去那里闲逛，也熟悉那里的人。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是我随缘撞到的剧本。2000年，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，突然收到两封信，里面是剧本的手写复印件，寄剧本的是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吕筱华。剧本的大致内容是：一个普通的香港工人阿贵，14岁就去做工厂妹，先后供两个弟弟念完大学。弟弟们升做中产，她依旧是超市女工。但她并没有觉得上天待她刻薄，反倒继续慷慨无私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楼下独居的阿婆。我很喜欢这个剧本，但知道这样没有曲折起伏的故事，很难找到投资。
记：后来影片是如何拍出来的呢？
许：剧本放在我手边一等就是7年，直到拍一部讲天水围灭门惨案的戏。因为投资方突然在后期制作时喊停，赔偿了我一笔钱，我灵机一动，心想不如先拍这个等了好久的剧本，也放在天水围。日常家庭的淡淡温情，刚好可以和灭门案有个对比反差。没想到这部戏拍出来后，得到了观众的欢迎，叫好又叫座，还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奖。
记：2011年，您拍摄的影片《桃姐》在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仪式上大出风头，可听说这部影片当初也是很难找到投资？
许：《桃姐》这部电影也是偶然碰到的，讲的是一个照顾了一家四代的老保姆在养老院过晚年的事情。这个戏找投资也挺困难。投资人都特别精明，他们不会打没把握的仗，可我的每部电影都很冒险，他们不敢轻易投资也很正常。找不到投资人，我就想到了刘德华，他19岁时在我的第二部影片《投奔怒海》出演过男主角，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他，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。应我的要求，他一下子拿出3000万港元来投资拍摄这部电影。电影拍成后，由于刘德华的号召力，票房还不错，又在柏林电影节和台湾电影金马奖斩获了许多大奖。
记：很多导演都可以拍大制作的影片，您羡慕他们吗？
许：不羡慕。尽管我拍出来的影片有的不是太叫座，但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。有些影片和市场有关，如果拍这些电影，发行都在香港，没有国外市场，不开拓内地市场，就很难再拍下去。也有不少人拿着大制作的剧本和银行卡找我，但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类，我都拒绝了。我拍的影片一定得让我心动，此外，我拍自己熟悉的东西才会保持旺盛的创造力。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别人给你投钱，你得付出大量的精力才能用好那笔钱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记：听说您以母亲的经历为蓝本所拍的影片，曾遭到母亲的责骂，为什么还要拍下去呢？
许：我从懂事起，就觉得母亲有点怪。她平时沉默寡言，说不正宗的粤语，别人都说她是东北人。那时我也不懂普通话，就以为这是真的。母亲也不太懂汉字，我以为她没怎么念过书。小时候我跟母亲关系还算正常，但不是很亲近她。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日本人。战争结束后，祖父母为了免受亲戚朋友歧视，只说她是东北人。因为时局动荡，母亲委屈地接受了这一决定，隐瞒身份生活了很多年。我一直想以母亲为蓝本拍一部电影，后来一位台湾制片人找到我，说想找张曼玉和陆小凤拍一个片子，张曼玉跟我母亲有点像，我就说那不如我来拍这个故事吧！因为细节我都知道，所以有信心能拍好，但我希望不要把事情公布出去，怕亲戚和母亲知道，会因此尴尬而反对，创作起来也会束手束脚。没想到有一天，母亲突然拿着一份报纸进来斥责我：“你怎么能把家里的事情拿来拍电影，太离谱了！”我一看报纸，只见上面写道：张曼玉饰演许鞍华，陆小凤饰演许鞍华之母。看到事情都曝光了，我只好对母亲说：“合约我都签了，如果你真反对的话，我就不接这个戏，那我要赔人家一大笔钱。”结果母亲心一软，就同意让我拍了。影片在香港公映的时候，我提前安排母亲去美国看望我的妹妹，免得她留在香港被人指指点点。两年后，电视上播了这部影片，母亲不声不响地看了，觉得不错，还责怪我一些细节怎么不问她，如果问了她，就会处理得更好。
年轻时没人追只好独身，租房子、坐地铁一样很快乐
记：冒昧问一下，您一直独身是主动还是无奈的选择？
许：其实我一直都没考虑过个人问题。年轻的时候特别忙，那几年很多戏都在拍，没时间想这个问题，后来年纪大了，这个问题就过去了。反正我适婚的那几年没有人追求过我，我们那个时候的女孩子还比较保守，没有现在这么开放，敢主动追男生。等到40多岁的时候，我意识到，自己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嫁人了。有记者问我：“你的影片《女人四十》把一个中年女人的家庭诠释得那么好，你自己却没有亲身经历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结婚，但是周围的朋友有结婚的啊！我知道她们是怎么过日子的。”那时，看到我的朋友结婚有了小孩，我也会羡慕地说：“哎呀，我好惨，老了我该怎么办？”现在我也习惯了，我的朋友都当了祖母，一家七八口人，很幸福，可是也很忙碌。我一个人可以过得比她们安静，不拍电影我就看看书，听听音乐。
记：在结婚方面母亲催过您吗？平时在家里习不习惯做家务？
许：母亲早年还催我赶紧找个人嫁了，后来有一天，她突然对我说：“你不适合结婚。”我想了想，觉得母亲说得对。现在，我依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。在家里，我完全不懂家务，每年母亲去美国住的那几个月，我的生活就会很乱。我住的房子有3个房间，一天打扫4次也整不干净。我熨自己的几件衣服，熨一件就休息一下，一天也熨不完，买回来的菜也不会做。总之，我觉得做家务特别浪费时间，永远也做不完，心里就不愿意做。其他方面，我也特别不好。母亲说我不适合结婚，也有这些因素。
记：您是大导演，可住着租来的房子，出行经常坐地铁，应该不会是因为经济窘迫吧？
许：媒体总爱拿我租房子、坐地铁、又穷又老等说事儿。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过得不好。我的生活习惯在一些人眼里可能显得近乎潦倒，可我觉得坐地铁、住租来的房子照样很快乐。其实，我这种生活方式在香港导演中也是比较常见的。我知道内地有些导演的号召力比明星还要强，但香港就是卖明星的。除了转型做导演的周星驰、成龙，现在比较红的导演还有刘伟强、陈可辛和杜琪峰，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一定不如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冯小刚这些内地大导演好。
记：除了拍电影，您生活中还有其他的爱好吗？
许：不拍片的日子，除了在家看书、听音乐外，我还喜欢一个人坐小巴到广东的小镇去。我特别喜欢在车上的那种感觉，不停地有人上车下车，到了那里我就下去走一走，喝点茶。一个镇跟另一个镇只隔那么一点，但风俗习惯就有很大的不同。比如顺德的东西特别好吃，那里的人好像生下来就是那么整洁，他们的餐桌上不放调料，因为他们自信做的菜不需要调料就可以很好吃，哪怕是很简单的一盘芥蓝，他们用酱汁炒的，就是比别处的好吃。荷包蛋也是正宗的荷包蛋，不是普通的煎蛋，真的像一个荷包那样包着，外面是焦的里面还是生的，放点盐料就很入味。
记：做导演比较消耗体力，您这个年龄还吃得消吗？您看上去很年轻，没想到过退休吧？
许：最近几年我拍的都是文艺片，不用满山跑，也不用到处选景，不需要很大的体力就能拍好，所以不怎么辛苦。现在，我拍戏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内，这对拍电影来说已经很轻松了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很多戏可以拍，一天拍十六七个小时很正常，有时候每天拍七组戏，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状况。我在香港是年龄第二大的导演，还没想过退休的事情，看到一个感兴趣的剧本，就又想拍。做导演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年龄限制。你说我看上去很年轻，我很高兴，我现在穿衣打扮都往年轻上靠拢。在香港，如果别人认为你老，就不会给你工作，也不会来找你拍电影。所以，你会看到很多人40多岁却开始穿很暴露的衣服，努力和年轻人打成一片，装出很时尚的样子，那是很可悲的。我不愿意被人说老，但又清楚自己很老，不愿意穿暴露的衣服，又要让自己显得年轻，所以只能把头发剪短，穿波鞋。不过，最重要的是我心态年轻。所以，只要有精力，我就一直拍下去。
〔编辑：刘波〕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