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含
百岁大舅从重症监护病房出来已经1个多月了。
气管切开的选择
1个多月前，大舅肺部感染，危在旦夕。医生在最短的时间里控制了病情。但是，稳定了几天就又有反弹趋势。医生找我交代病情：排痰不畅是关键环节，而不开放气道将无法做到有效排痰。
我明白，理性的选择是气管切开。但是我真的不确定，气管切开对大舅是最好的选择吗？
首先，他能承受气管切开带来的痛苦吗？麻醉药过后，他需要度过多长时间才能不再感觉到疼痛？在他所剩不多的岁月里，他会不会度日如年？
就算他扛过了气管切开的适应期，可是，他将无法进行语言交流。他该如何表达他的不舒服、他的不高兴、他的要求？除了点头、摇头之外，只能用无尽的沉默来面对这个世界。这种与世界断了输出的状态，对于他而言还有什么意义。
但是，大舅已经厌倦了两小时一次无止境的吸痰，进而厌倦了继续活下去。每次看到他，我都希望能尽快终结他吸痰的痛苦。我动摇了，怀疑气管切开是否是理性的选择。
负责气管切开的耳鼻喉科吕大夫，看了老爷子后劝我，“别做了。现在能说话，神志还清楚……”多的话需要我自己去揣摩，抉择。
其实，拿主意的永远是家属。医生希望引导你做一个尽量正确、并且不后悔的决定。但后不后悔因人而异。我还记得一个脑疝患者家属在终于决定手术后，看到患者被剃头的状态，很壮的山东大汉，哭得稀里哗啦，守着床头不让大夫靠近，险些延误了手术时机。
我求助肿瘤科倡导安宁疗护的宁姐姐，她说，病人自己的决定是我们必须要尊重的。
在反复思量后，我决定给大舅做气管切开。希望能解除他眼下的痛苦。我跟大舅用笔交谈：我想给您在喉部做一个小手术，这样您吸痰就不痛苦了，我们就能快点转回普通病房。大舅点头。
可是命运就是这么峰回路转。计划手术的当天，发现大舅没有停用会影响凝血的药物拜阿司匹林。吕大夫说，决不能冒险，必须停药5天。这期间大舅应转到普通病房。尽管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表示可以留下，但是，大舅示意：“换病房！”清晰而坚决。
大舅就这样离开了重症监护病房，离开的时候甚至不肯跟照顾他多日的大夫护士说“再见”。我想，此时他一定会愿意签署不抢救协议吧。既然他如此决绝，我应该在一个老人最后的日子里，成全他的尊严。
宁姐姐后来听说大舅最终没有做气切而是选择了转出重症监护病房，拉着我的手说，太好了。
大舅从刚转到普通病房时的战战兢兢、左右为难、只能靠鼻饲肠内营养、时刻担心肺部感染反复，到现在已经可以配合下床、经口部分进食、精神状态日趋改善。我也终于可以回顾这一段历程，并且说，自己最终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
读过一篇英文文章，“你如何确定何时撤除生命支持治疗”，全世界的同行众说纷纭。抛开复杂的文化、宗教、社会资源等因素，有一点几乎是共识：医疗决策需要家属的参与和尊重本人生前的意愿。或许，未来医学需要更多解决的，不是如何延长生，而是如何尊严死。
那个时候医生可能是执行者，但不应该是唯一的决策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