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炳虎
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。
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废待兴，边疆，需要守卫者。守卫来之不易的新生活，守卫领土的完整。
她们是纯朴的山东姑娘，离开家乡，奔赴新疆。
她们斗风沙，她们垦荒地，她们在边疆扎下了根。
65年过去了，她们已经从风华正茂的姑娘，成为了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她们中的一些人，已经故去了，永远地埋在了她們守望了65年的边疆——她们的第二故乡。
这是超越了一个甲子的守望。65年戍边，65年回望故乡时的盈盈热泪，换来的，是边疆的繁荣以及我们65年的安宁。
她们的故事鲜为人知，即便在她们的家乡。
而我们不应该忘了她们，不应忘记她们的韶华，她们的梦想，她们的奉献——
是的。她们的奉献。
在那里，每一缕风，每一片树叶，都呼唤过她们的名字；
那些花儿啊，也曾为她们开放。
星星峡有土匪
我是山东滕州的，我出身不好。当时报名家里不太支持，我偷偷地政审、检查身体，一趟一趟悄悄地往县里跑。
我是家里的老大，父亲到台湾去了，母亲又在生孩子的时候落下了残疾，两个弟弟小，家里的事全是我干，我一走，家里的活就没人干了。但我决心要离开这个家，原因很简单，我出身不好，总觉得低人一等。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，参军那是最光荣的事情，而且可以彻底脱离这个家庭。
在行军的路上，我们是十一中队四区队，当时还把我选了个区队长。快走到星星峡了，领导召集所有区队长以上的干部临时开了个会，说前面过星星峡很危险，有土匪，过往的商车经常被他们袭击。如果遇到那种情况，应该如何组织部队，讲了很多。但是还要保密，开完会回去任何人都不能透露一点消息，不能把军心搞乱了。回来后，每隔几辆车前面就架上机枪，当时下面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架机枪。这个阵势我从来没见过，很害怕，当时嗓子就哑了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她们说你咋啦？我说干的，缺水喝，她们说我们把水都给你。我心想喝也没用，这不是真正渴的，是心里面急的，万一遇到土匪怎么办？担心啊！而且对任何人也不能讲，讲了就犯纪律了。
路过星星峡的时候，的确是有一辆车在路边上，东西抢光了，烧得就剩个壳了。后来我问新疆去带队的一个人，那个车是不是土匪袭击的？他说就是，大概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，所以当时要开那么个会，现在已经过来了，基本上安全了。那一段是一生经历的最难忘的事情了。
那时候年轻，这一路走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忧愁，吃不上反正大家都一样，还不是太饿，打前站的人饭菜准备得还可以。
在西安休整了一个礼拜，在兰州、酒泉也休整过，还有一个地方，一共休整了4次。这一路一共走了一个多月。8月1号出发，9月初到的石河子。到石河子我们就住到兵直生产大队，在老街。
换了三种工作
我们这个中队直接拉到兵直生产大队了。还没到，那些维族老头老妈妈就跳起维族舞来了，我们看着感到很新奇，像到外国一样，那些服饰从来没见过。那时候也没有电影电视的，谁见过这些。我们就都下来，也跳舞，跳我们的集体舞。当时大家还是挺愉快的，也没有闹情绪、不下车的。我们这个中队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。
我来了以后，一共干了三种工作，三种工作都留下一点回忆吧。来了我们先住到老街，兵团生产大队，一个礼拜就分出来了。当时我的志愿也是开拖拉机，就受前苏联的影响，看那麦田一望无际啊，拖拉机在上头开着，真威风，一心要开拖拉机。领导不同意，说你的工作有安排，我也不知道干啥。结果叫我到兵直休养所当文教去。我没当过文教，文教就文教，摸着干去吧。当文教也难干，看着是不出力气，但是动脑子动得脑壳疼。
我们教文化、扫盲。那些起义过来的战士都是没有文化的，还有跟着王震过来的一些也没有文化，都要扫盲。
那时都要求达到小学毕业。我干的时间不长，也就干了半年吧。在这半年当中有一件事情，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我在兵直休养所，要到各个点去检查工作，有一个肺结核医院，在玛纳斯的下面，那是1953年的春天，也没有道路，也没有汽车，给你一匹马，3个人一组。给我找了个小一点的马，老实点的。我从来没骑过马，骑在上面提心吊胆的。回来的路上马惊了，之前政委给我讲过，要是马惊了你就躺在马背上，我就躺在马背上，一直到让人截住，停住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来的，也不知道怎么让人弄到病房去的，发烧了四五天。这是我当兵遇到的第一次惊吓。
半年以后就调到兵团文化部了，在摄影组，学新闻摄影。那时候刘中林当部长，刘部长征求了我的意见，我想女同志嘛，搞摄影好一点，就到摄影组了，刘浪是我的组长。在摄影组工作的当中，也搞暗房工作。刘部长就跟我说，这部机子就是你的，你想到哪采访就到哪采访，想到哪照就到哪照。在文化部这个阶段，也有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。年轻人不知道新疆气候的厉害，要到连队去展览，搞宣传，把相片都洗出来了，文字都搞好了，贴好了，叫我一个人到呼图壁搞展览去，兵团被服厂在呼图壁。来了一辆大卡车，那时候交通工具差得很，哪有小车子，吉普车就是最好的了，把东西都装到大卡车上以后，司机让我坐到驾驶室里，我说我不坐，我就坐到车子上头去。说不行，天冷，那时候冬天多冷啊，我说我不怕，有毡筒，有皮大衣，有帽子，我就坐上头。到了呼图壁，不会下车了，两条腿已经不行了，没有知觉了，人家把我抬到房子里，哪还能搞展览呀。这时候有经验的人给我用雪搓，弄了一夜，第二天半天，腿脚慢慢才能活动了。要是那一次，没有经验的人用热水一烫，这两条腿就报销了。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训一辈子也忘不了，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冒失了。
在文化部工作了两年，又改行了，这一改行干了一辈子，干到退休，就是教学。当时是吕部长说你到学校去，学校现在老师生孩子得多，有的有病，缺人，你去帮帮忙。我说我没教过学，我啥都没干过，来到新疆啥都是第一次，当文教是第一次，到文化部也是第一次，现在又叫我到学校去，我说我不去，我不会教学。他说没关系，你去干一个学期，就叫你回来。去了以后，再回不来了，说啥都不让离开学校了。那就干吧。
从无到有，白手起家
那是八师子女学校，就是现在的石河子一小。原来没有中学，整个八师就一所学校，各个团场的学生都到这个学校来上学。那时候当个老师，既是教员，又是保育员，吃饭也要陪着学生吃，睡觉也要看着学生睡。学生头上长秃疮的多，我姐夫有一个专门治秃疮的方子，一治就好，我就牺牲中午睡觉的时间，把学生叫到树林里，用热水洗，消毒，搽药。那时候条件差，教室还不错，是平房，但是课桌全是土坯搭的，座位也是用泥巴糊的。在这几十年的教学当中，那真是酸甜苦辣都有，条件差，大家自己动手创造，地都是土的，我们自己去砖厂搬砖，自己铺地，自己拉沙子筛沙子。那时候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，有的和我年龄都差不多，受教育程度不一致，教学按照教材实在是困难。那的确是艰苦创业，什么都是从无到有，白手起家搞起来的。
那时候师资力量是比较缺的，怎么办呢？每年利用暑假搞培训，就让我当老师，那也是赶鸭子上架，自己备课，按照自己工作的经验，每年都要搞。我出身不好，但是自从来到新疆，领导上没有歧视，还是比较重用的。我是来到新疆才入的团，入的党，要在家里没有门儿。我们这一代人工作都是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从来不想什么待遇，我们待遇都低得很。但是坚持一个原则，做事要做实在事，对孩子一定要负责任，不能误人子弟，这是在我的一生当中牢记在心的。我感到我这一生无怨无悔。条件再差，比起她们来我是一点苦都没吃，我就没到连队劳动过，像她们吃的那些苦我一听都是很感动的，我从来没吃过她们这样的苦。
我老伴年轻的时候在兵团宣传部，后来改成文化部了。我1953年春天调到文化部，就跟他在一块儿工作。他给刘部长（刘中林）当秘书，刘部长很欣赏他，他在文字上还可以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也不知道这方面的事，他就比较主动，后来两个人就有这个意思了。那时候谈恋爱必须要经过领导。
我们一想，既然两个人都有这个意思，干脆给刘部长讲一下吧，不讲不行，你不能偷偷谈恋爱。给刘部长一汇报，刘部长也同意，就谈了。后来他也到学校去了，就是因为我到了学校，他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工作比较方便。
我1957年结的婚。我们两个人有四个孩子，都可以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我这几个孩子工作都是卖力气得很，当年我工作积极不顾家，他们放学回来就埋怨我：我妈是老黄牛。现在我说看看你们自己吧，就都不说话了。总的来看吧，我这个家庭还算可以，孩子们不在社会上惹事，都本本分分工作。
我们进疆的时候，就叫我们“安下心，扎下根，长期建设新新疆”，这是口号，大会小会都要讲。现在呢，把青春献给了新疆，把终身也献给新疆了，我们这一批剩下的不多了。再就是献了子孙了，那一年要把我们调到湖南去，手续都办了，但是只能带小儿子去，要把三个孩子都留在新疆。我们没有去，对新疆還是有感情的。这个地方我们来的时候一片戈壁滩呀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这个大楼（石河子老市委大楼）才盖起来，人民电影院还没落成。
有的战友说，现在看到花园城市石河子的时候，有一种感觉，这是我们当年干的。但我觉得好汉不提当年勇。
